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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至上的误区与传统文化的困境

时间:2009-09-19 19:33 来源:凤凰网 作者:李土生 点击:

    现代科学发展,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不可置疑的是,现代科学也给人类文明进步带来了危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精神田园荒芜,一系列问题由此而生。拜金主义盛行,心为物役,向外逐物成风,追求物质财富,追求感官刺激,忘记了内在的精神修养,人们失去了内心的宁静,或在生活的高压下,精神紧张,身心疲惫,或者因追求物质享受而堕落,良心丧失,道德败坏,纵欲无度,贪污受贿,作奸犯科,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病态。这些现象的出现,是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发展的必然恶果。以经济利益为尺度的价值观念,造成国内、国际、民族间的各种矛盾,而战争成为矛盾激化后的主要解决方式,于是世界各大国时刻备战,现代科技主要用于杀人武器的发明制造,而对自然灾害、艾滋病、癌症等却无能为力,科学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

    但在中国,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几十年内,“科学”被高高地奉上神坛,传统文化及其蕴涵的人文精神受到怀疑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主张“全盘西化”、反对传统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旧的制度、礼教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礼教的载体,不分青红皂白,一并打倒,进而中国文化被全盘否定,被视为科学、民主的对立面,被全盘否定。比如陈独秀认为传统文化和科学、民主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胡适颂扬西洋文明,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反传统最激烈的是鲁迅。1919年4月,鲁迅在给《新潮》编者傅斯年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对《新潮》编辑的建议:“《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在鲁迅看来,阴历、中医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都不符合“科学”,所以要打倒,要骂。传统人文价值被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的障碍或对立面,被称为“封建主义遗毒”,遭到摧毁、批判、破除、打倒、唾弃,人文精神遭到前所未有的伤害,迅速走向萎缩。

   “五四”文化运动大抵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西欧北美,一派主张模仿前苏联。这两派既互相对立,但在反传统上却又一致。这两派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屑一顾,但对西方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知半解,实际上坚守传统的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等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反而比“西学”人士精通得多。“五四”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实际上反映了对民族传统的盲目悲观。牟宗三曾分析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之风形成的原因说:“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尚没有达到严复的那个程度,而只是道听途说,外感地纷驰于其五光十色,而现成地捡取其科学与民主,而对于中国文化,则已无严复的那种典雅的态度,而只是外在地直接地取否定的态度。他们把科学与民主视为文化之全部,而此两者又是西方的,所以也是西方文化之全部,是中国所没有的,中国文化没有这两者,所以中国文化全是老的,而‘老’以封建来规定,所以中国文化是封建的过时的,全当否定。”

    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反孔批儒成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主调,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丧失殆尽,中国文化精神已逐渐失落。一方面是批判传统,“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又无法用从西方贩卖来的文化皮毛甚至糟粕建设起真正的新文化,文化的真空给腐朽落后思想以可乘之机,所以一旦开放,一旦改革,社会风气、社会道德必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最近30年,中国兴起的商业大潮,将“五四”以来的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推向了极至,精神追求被大大忽视了。

    倡导科学,反对迷信是对的,但如果将科学当作唯一标准,将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一切都归入迷信,那就大错特错了,就违背了科学的本义,变成了“唯科学主义”,成为一种真正的迷信。什么是“唯科学主义”?J·韦莫斯在《唯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中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以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胡适概括杜威的实用主义说:“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这实际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思想,将人生简单看成应付环境的生存,放弃了对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实际上是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这也正是“唯科学主义”的最大弊病。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唯科学主义的功利主义因素和迷信化的趋向,注意到了人文主义缺失的危险。刘伯明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思想说:“此种思想,虽原属于科学之重试验,要亦表示近今欧美民族之精神,而尤以美国之精神为最著。其急遽迫促如弓之张,而乏从容安闲之态。偏重创造,不知享受,贪多而不知足,日进而不知止,其结果则技术厌倦,心思烦乱。欧战之后,此种病象益为显著。”吴宓在《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的“附识”中转述白璧德的思想说:“盖物质与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至极精确,故科学之盛如此。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

    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失误,源于对“科学”和“传统”的错误理解。在他们看来,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根本没有科学。实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是“科学”一词,而真正的科学理念,早在四百年前的明代就引入了中国,不过那个时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称为“格物致知”,简称“格物”或“格致”。“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是研究的意思,“物”指客观事物,“致”是取得,“知”就是知识、认识。“格物致知”的意思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也就是通过实验得到知识,这与拉丁文的“scientia” 一词的含意一致。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拣到了“科学”一词,如获至宝,为了与传统文化划清界限,为了表达对西方文明的崇敬,对“格物致知”只字不提,将“科学”视为神圣,视为“真理”的代名词,给予“科学”至高无上的位置,将传统与科学对立起来。陈独秀说:“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端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陈独秀不知道,被他嘲笑的中国文化中的“气”概念,早已被西方文化所接纳采用,如笛卡尔的“以太漩涡说”就是受中国张载“元气”说的启发。嘲笑中医的鲁迅等人可能不知道,中医发明了种痘术,十八世纪传入英国,奠定了现代医学基础理论人体免疫学的基础。

    将传统文化称为封建文化,认为传统文化过时了,落后了,腐朽了,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是这些传统文化虚无论者认识上的另一个误区。传统是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它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更新,在不断向现实靠拢并为现实服务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传统有落后于时代的成分,但传统本身不落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但它不等于封建。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但文化变迁中又贯穿着共同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构成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中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特有的面貌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中华传统文化是跨越时代的,像一条河一样,无法切断。世界上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明,如巴比伦、埃及,甚至古希腊、罗马,还有一些是有今无古的文明,如美国和前苏联,有今又有古的文明不多,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就是有古又有今的思想长河。没有了中华文化,中国人也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了,中华民族也就不再是中华民族了,不是中华民族,又不能成为其他民族,于是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自毁民族存在的根基。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全世界的华人之所以惦念祖国,不是惦念一个名字,而是忘不了民族传统,忘不了传统的文化,真正的根不在那片土地上,而在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一提到中国,就想到“礼义”,想到“仁慈”,想到“孝道”,一提到孔子就肃然起敬。没有了传统,海外华人何所归依?

    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在历经挫折之后,就意识到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即使是“三民主义”,也应植根于传统之中:“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曾经做过孙中山幕僚的儒家学者熊十力,对护法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认识到“革政不如革心”,他后来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清季革命思想自外方输入,自己没有根芽。”因此他认为挽救民族所面临的世纪性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寻找安身立命之道,寻找精神故园,而办法是“掘发其固有之宝藏”,“为天地立心”,“树人极”,“宏大人道”,再“同于大公”。

    钱穆先生曾说:“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的元气,是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的灵魂。我们必得有元气、有生命、有灵魂,始得解决我们当前的一切问题……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求我们此后的新生。”我们要对历史进行客观清醒的反思,摆脱百余年来形成的自卑与弱势的“文化心理”,找回“文化自我”和“文化自信”,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

  但现实的情况是,对传统文化缺少足够的“温情和敬意”,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自卑、自贱、自虐现象,仍然存在。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了,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传统文化真理与谬误、精华与糟粕杂陈,这种说法本来没有什么错误,关键是说这种话时的出发点和态度,重要的是总体上怎样看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总体上取什么样的态度。必须建立精华多于糟粕的文化观,必须抛弃多年来形成的糟粕多于精华的偏见。

    而所谓的“反伪斗士”就怀着这样的偏见。他们说起传统文化时抱着一种戒心和疑虑,甚至是鄙视或敌视,他们说的话里含的潜台词是,传统文化中有糟粕,还是尽量少讲的好。他们用臆造的“伪科学”概念,扼杀中国文化,形成西方文化是“科学”和中国文化是“伪科学”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不能计算的,不能测试、检验证明的,都是“伪科学”,都是迷信。他们的观点还停留在“五四”时期,他们以“科学”排斥传统、排斥人文,是唯科学主义的变种。在西方逐渐意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有意识采用东方文化中的精华补其不足的时候,“反伪斗士”迷恋西方,迷信科学,怀疑传统文化,就显得非常滑稽。

       ——对“五四”以来“唯科学主义”的反思

    最近一段时间,金融危机、经济动荡,犯罪案件激增,自杀事件频现,社会群体事件增多,再加核试验、恐怖活动等等,让人对世界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建设才开始受到关注,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才得到突显,科学的神圣光辉变得黯然。在这样的时候,还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撞骗,将“科学”作为“真理”、“先进”、“光明”、“正确”的代名词,当作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拿着“伪科学”的帽子乱扣,就显得更加荒诞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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