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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重又兴起:在文化复兴的路上

时间:2009-09-15 13:13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杨晓梅 点击:

  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形态,正在人们的视野中重又兴起。

  山东,有作家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有陈忠实的“白鹿书院”;天津有“北洋书院”;江苏,有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长沙的岳麓书院,则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唯一绵延至今,讲坛热度不减。

  让我们走进书院的过去和现在,凝视一番这古老而常新的文化传统——

  书院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集中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精华。

  书院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曾达7000多所。书院传播学术思想,普及礼乐教化,成为民间知识精英思想新创的集结地,一些著名的书院,对于文化思潮的引领力量,甚至辐射政治领域。

  晚清,西学东渐,1901年,光绪帝一纸诏令,改中国书院为西学学堂。接下来的晚期新政,完全废除书院和科举,建学堂,引进和实行西方的教育制度,这一教育改革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很多大学,追溯它的前身大都跟书院有关系,四川大学是几所书院合并的,浙江大学前身是求实书院,湖南大学脱胎于岳麓书院。

  现在,一些大学又开始了文化“寻根”之旅。

  岳麓书院在20多年前就成为湖南大学内相对独立的二级学院;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和历史系主任曾到岳麓书院“取经”,探讨如何把书院和学校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就在河南境内;江西九江师院也主动把一些学生的活动放在距离九江市40公里的白鹿洞书院。

  此外,还有一些商人创办的书院。

  厦门某房地产商曾到岳麓书院咨询,打算在其开发的地产中辟出一块地方,作为文化场所,参照书院来做。

  讲学、藏书是古代书院的基本要素,有人批评现在“挂个牌子就叫书院”乱了规矩,但也许泥沙俱下,形成潮流,才能历练出好的书院。

  书院研究专家、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那么,现在的文化复兴,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又加入了西方的因素,一定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书院在现代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

  书院被完全抛弃,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但很快,那一代人,包括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都意识到,废除书院做法过激。

  任职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曾做过晚清两个县级书院的院长,此时的书院不仅学习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开始转型,因此,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也融入了书院的管理思想。他提出的“兼容并包”,不仅包容西方,也包容传统,所以当年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也能留下来。

  胡适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

  每个人对书院留恋的内容存在差异。

  毛泽东更看重的则是书院的课程简单,师生关系融洽。他认为西化教育不仅课程繁琐,师生关系冷漠,学生出钱,学校教给知识,最后拿文凭,变成一种买卖关系。其恩师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泽东曾跟随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很长时间。

  1921年,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宣言中明确说明要取书院之长,去学堂之短。

  季羡林在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序言中说,中国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韩日书院成了我们在国外找到的研究样本

  中国研究书院的学者在去韩国考察时,都有一个惊讶的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是一所书院,而不是国家领导人。

  中国的书院明代传入朝鲜半岛,现在整个半岛上还有1000多个书院,韩国千元纸币上的书院是韩国最有名的书院——陶山书院,是韩国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讲学之所。

  从韩国回来的学者感慨“韩国保留的书院传统比中国好”,现在,韩国仍然有儒林,即儒家学者的协会,颇有势力,时常组织社会活动,称为“儒林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学术论坛”。

  讲学、藏书、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韩国书院主要保留了祭祀功能,书院家族的祭祀都保留得非常完整。

  比如陶山书院主要祭祀李氏家族(儒家),谱系是:孔子、孟子、朱熹、李退溪……

  在岳麓书院学习的韩国留学生,有时听到有人说到“朱熹”,就会把脸一板,“你不能说朱熹,朱子!”恭敬之情溢于言表。

  而中国书院的祭祀传统则完全中断了,即使在仍然教学的岳麓书院的文庙,也只作旅游观光之用。

  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打算恢复院内文庙祭祀,但为难的是,仪式的尺度不好把握,“以前的祭祀仪式非常复杂,现在不可能做到了。现在一般的做法又太简化,献一个花圈,然后鞠躬,又没法承接上来。”

  邓洪波认为韩潮的流行激起了储藏在我们民族心灵中的传统文化记忆,那些看似“婆婆妈妈”很琐碎的情节中,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在日本,他也惊讶地发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上流社会的文集皆为纯正的文言文;现存书院有100多所,现在还有几家在教学,甚至有些书院,每次升旗仪式的时候,唱的是白鹿洞书院学规。

  当中国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我们只能到国外寻求研究样本。  

  古代修养式教育与现代学业文凭教育的二难困境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院内同台会讲,论辩“中和”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影响盛况空前。而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院因人重,人因院名,书院因之成为“朱张过化之地”,而获后世学者敬慕。

  朱张会讲,开创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体现了书院“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特色,使书院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具备了强劲的动力。岳麓书院在此会讲之后,逐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重镇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从1999年开始,在当年朱张会讲的地方,岳麓书院效仿当年的讲学形式,创建了“千年讲坛”,并由湖南电视台直播。知名人士纷纷在此亮相:余秋雨、杜维明、李学勤、金庸、樊纲、张朝阳、傅聪、星云大师……一直延续到今天。

  讲座向社会开放,听众除了湖大学生,也有各学校老师学生、文化爱好者、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

  每有名人来讲座,都盛况空前,听众的热衷,让这座古老书院笑称“防不胜防”。听讲免费,讲坛前面的院子只能容纳四五百人,书院里的学生要听,湖南大学的学生要照顾。如果讲经济,企业家会来;讲政治历史,很多官员要来。

  当年朱张会讲,使岳麓书院名声大噪,古代的每个书院都需要有灵魂人物,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现在的中国,是个缺乏大师的时代,既没有民国初年那样一批学贯中西的人物,更没有古代如朱熹一样影响千年的思想巨匠。此之为现代书院的尴尬。

  岳麓书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学必须遵守现在大学的教学体制,从而在论文和学分上缺乏独立性。

  现代书院都有同样的遭遇,古代修养式教育与现代学业文凭教育的二难困境。

  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钱穆当年,不是选择台湾或大陆,而是香港,因为那里是殖民地,更提携传统文化,他想以宋朝的书院来体现,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和使命感。

  但新亚书院到上世纪70年代,终因学历问题和其他两个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坚持保留固有的传统,作为独立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和招生,未得港方政府认可,钱穆被迫辞职。

  但钱穆的坚持,仍然起了作用,学校保留了原来书院的董事会。余英时,当时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接替钱穆打理。但他第一任期未满,就因与校方理念不合而辞职。

  现在的新亚书院基本上不参与教学,主导教学功能已经失去,书院的机构还在,还有董事会,主要做一些不进入学分的课程、课外辅导,关注学生心灵成长。书院也感觉到很无力,但仍然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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